中国经济运行生态恶化加剧0恩施

中国经济运行生态恶化加剧

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经济会否“硬着陆”，而是既有经济运行生态已经难以支撑有效经济增长，进而在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由于系统缺乏自我修复能力而导致政府必须进场干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下一步须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以及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方面真正拿出实质性步骤，以着力提升经济自我修复能力。

一如先前所料，当上半年的经济指标出来之后，市场普遍的反应是经济处于较为不确定期。因为这是自2009年初以来的经济最低点，也是三年来中国经济的区间增幅首度跌破8%。对于一向习惯于高增长的人来说，一季度8.1%，二季度7.6%的经济数据确实有点不适应。而且整个社会似乎都感到经济背脊有点冷。从决策层近期释放的政策基调来看，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中其实已经涵盖保增长的意味。事实上，6月份以来，执行层已经加大了货币投放力度，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9198亿元，同比多增2859亿元。可能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先行趋势，才有国际投行人士乐观预计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会有小幅反弹，第四季度则有大幅反弹。

7.6%，假如放在美欧和日本，该是令当政者和市场欢呼雀跃的大喜数据啊！甚至，这是深陷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企及的经济指标；也是跌入“五万亿美元陷阱”的日本要在30余年前才可能拿得到的经济数据。至于全球经济老大的美国，如今巴望的是每年能够取得3%的经济增长。但放在今日中国，这个数据却不啻于敲响一记警钟。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承担着越来越吃重的角色，二是中国从政府到民间至少在短期内都没有经济在中速区间运行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其实，稍微懂得经济学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当一个新兴经济体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9%以上的年平均增长之后，当其经济规模从30年前的不足3千亿美元扩大到去年的超过7万亿美元之后，适当放缓赶超步伐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了。不知道那些乐观预测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二、三十年的专家有没有考虑过，假如要将其变成真实经济世界里的客观事实，单就资源供给这一条，该如何满足届时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源的天量需求？

中国并非天外来客，当然无法在全球经济依然处于动荡定的大背景下还能保持以往特定阶段的一枝独秀。过去30年里，中国曾有过4.1%和3.8%的低速期，但经济也没有崩溃。倒是1992、1993连续两年超过14%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后遗症异常明显。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软着陆”、“硬着陆”不时折磨着决策层的神经。直到今天，宏观调控依然没有摆脱所谓“跷跷板”的路径依赖，而且负效应日渐明显，投资效率(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低下即如此。以至于经济每求得1个百分点的增幅，成本越来越大。2006年，中国的投资率为52%，资本增量产出率(投资与增量产出之比，是反映投资效率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为4.9；2008年，这一数字分别为87%和6.4；2010年，则为70%和6.8，已经逼近7这个危险的指标。而在发达国家，增量资本产出率一般为2到3。中国在过去这一指标也不算很高，例如在1991年到2003年间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4.1，只是最近十年来这一指标不断攀升。众所周知，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双高”，既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更暗藏着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显然并非有效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常态。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早就警告过中国：持续的过度投资导致了资本存量的逐渐增长，最终也会对就业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某种程度上，这种负面影响将会抵消甚至超过非中立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扩张性影响。他也提醒过我们要解决过失投资这个长期问题，亦即“不良投资”，因为这些资本不应该进行投资或者根本没有按照原定方式加以实现，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便是金融体系的改革和金融结构的调整。

菲尔普斯的上述观点在当下看来可谓一针见血。从相关数据来看，今年1-6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4%，上半年广义货币(M2)增长13.6%，狭义货币增长4.7%，人民币贷款增加4.86万亿元。但经济成绩单却乏善可陈。投资效率低下即是重要原因。而且M2的非理性繁荣尤其值得警惕。2005年至2009年，中国的M2分别为29.9万亿元、34.6万亿元、40.3万亿元、47.5万亿元和60.62万亿元，2010年这一数字为72万亿，而到了今年4月末，已达惊人的88.96万亿元，到了6月末，这一数字则已突破92万亿，为92.50万亿元。按照这个趋势，半年之内中国的M2恐怕就将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看，M2增速较快，表明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但如果M2增速过快，则表明政府未能遏制货币超发的冲动，长此以往，只会进一步放大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鉴往知来的教训告诉我们，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一个经济内外失衡的国家，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几率会越来越大。

因此，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经济会否“硬着陆”，而是既有经济运行生态已经难以支撑有效经济增长，进而在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由于系统缺乏自我修复能力而导致政府必须进场干预。基于此，宏观经济政策下一步须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以及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方面真正拿出实质性步骤，以着力提升经济自我修复能力。

笔者曾说过：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有效性的阶段。因此，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不能仅仅寄望于凯恩斯主义浓厚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应在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尽快破除制约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要加强法治建设，以约束政府的相关行为，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特别要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保护产权和合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如果能够通过完善法治，强化责任政府，营造一个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不仅会大大激发民间压抑已久的营商禀赋与投资热情，有助于解决经济领域里的一些突出矛盾，更能增强中国经济在困难时期的自我修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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